成吉思汗颇为异趣的三形象-【xinwen】

成吉思汗在伊斯兰文化、蒙古文化、儒家文化中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历史新知网形象。 成吉思汗像 伊斯兰文化、蒙古文化、儒家文化是东方历史新知网上影响深远的三大文化，对当今人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也备受古今中外学者的重视。蒙古文化从大的方面讲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一支，但从其内涵来说，它与中国儒家文化有着根本的区别，同样一个成吉思汗，在伊斯兰文化、蒙古文化、儒家文化中，呈现出颇为异趣的三种不同的历史新知网形象。 一、《史集》里的真主之剑 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于1256年灭掉木刺夷国，征服了伊朗全境，接着，又于1258年攻陷巴格达，灭掉了伊斯兰教哈里发阿拔斯朝，在以伊朗为主的西亚地区建立了蒙古大帝国版图内的伊利汗国。在伊利汗国建立将近半个世纪时，旭烈兀的曾孙、第七代伊利汗和赞，为了让以成吉思汗家族为首的蒙古统治阶级的历史新知网传诸后人，于伊斯兰教历700年（公元1300年9月15日~1301年9月5日）下诏让他的宰相拉施特编纂一部详细的蒙古史――《史集》。这是一部内容丰富、篇幅浩瀚的历史新知网巨著，它包含有研究中世纪各国、各民族的历史新知网，尤其是研究蒙古史、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史的大量有价值的资料。 拉施特与侍奉蒙古罕的许多伊朗官员一样，是个速菲派伊斯兰教教徒，他的《史集》里多次出现“真主”、“安拉”、“最高真理”等赞美成吉思汗的字样。在伊斯兰文化中，《古兰经》作为伊斯兰教法的基础，确立了法自真主意志而出的神圣立法思想，确立了真主的最高意志。统治阶级的言行作为真主的启示而为信仰者所必须接受，“凡属启示皆为必须遵行的主命”。因此，在他看来，真主就是神，真主的一言一行，无论善恶，都是神的“启示”，都是为他们这些教徒的幸福做出的。在《史集》第一部序言中，拉施特特别讲到由于亚伯拉罕遵照安拉在梦中的启示，决心将爱子杀掉献祭于安拉，安拉为了奖赏亚伯拉罕的诚心，便降富于他，让他的后裔繁衍出许多先知、圣贤、君主，以此来说明人们应该毫不动摇地相信神，只有这样子孙后代才能兴旺发达。 拉施特在其著作《史集》中用大量华丽词藻，不断地为以成吉思汗及其后裔为首的蒙古贵族大唱宗教赞歌，称成吉思汗是伊利汗国的“真主”、“最高真理”的执行者。他认为成吉思汗的所作所为都是真主意志的体现。“由于他身份的高贵，[内在]本性的精微，他像是一堆宝石中罕有的真珠，他高出于所有各民族之上，（使他们）置于（自己的）支配下和最高统治者的掌握之中”。同时，他认为成吉思汗所遇到的逆境是真主为了磨练他而特地设下的。“成吉思汗多次陷入逆境……而最高真理却（从这些逆境中）拯救了他，由于最高的主的意志早就安排下了要让成吉思汗成为世界的君主，便让他一点点发达起来，让他受尽千辛万苦，磨练他胜任重任的能力。”另一方面，他又用纪实的手法，把成吉思汗等人的所有行为毫无顾忌地记述下来。在这部史书里面，拉施特多次提到成吉思汗的军事行为及政策。

不但如此，他们甚至把对失败者的残酷对待也视为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视为英雄行为来加以颂扬。就像如果他们是失败者，胜利者对他们也会那样做一样。所以他们以强者的逻辑作为最高标准也就有其自身的历史新知网合理性了，这就使“强力”本身在蒙古文化中具有了值得歌颂的正面的积极的价值。 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在《秘史》里面，拉施特《史集》里记载的成吉思汗的屠城行为也多次出现。不仅如此，《秘史》也通过一些私人事件把成吉思汗的残暴行为记录了下来。书中记载从成吉思汗的对手主儿勤投降而来的不里孛阔与成吉思汗的兄弟别勒古台摔跤一事就是最好的例子。 成吉思合罕，一日，命不里孛阔，别勒古台二人相搏。不里孛阔之在主儿勤也，不里孛阔能以只手执别勒古台，以只足拨倒，压而不令其动之者也。……兹命别勒古台，不里孛阔，二人相搏也。不里孛阔本不可胜者，故为之倒，别勒古台力不能制，抗其肩，上其臀，返顾成吉思合罕，见合罕啮其下唇，别勒古台会意，遂跨其身上，交其二领扼其喉，以膝按其腰，力扯而折之，不里孛阔被折其腰日：我本非败于别勒古台者，唯畏合罕……言讫而死。 成吉思汗一次与部下的谈话，最能证明他典型的“草原英雄”本质。 成吉思汗一日问那颜不儿古赤，人生何者最乐？他答日：春日骑骏马，www.lishixinzhi.com拳鹰鹘出猎，见其搏取，斯为最乐。汗以此间历询不儿古勒等诸将，诸将所答与不儿古赤同。汗日：不然，人生最大之乐，即在胜敌。逐敌，夺其所有，见其最亲之人以泪洗面，乘其马，纳其妻女也。 也许，“崇尚天力”、“敬重强者”正是成吉思汗成为蒙古英雄的动力所在。而正是这种对“强者”的崇拜，对“超人”的敬仰，使我们能够见到一个栩栩如生的成吉思汗形象。 三、《元史》中的圣王 《元史》，二十四史之一。它是比较系统地记载元朝兴亡的纪传体史书。明初官修，当时的儒士宋濂、王炜任总裁。“《元史》纪、志，主要取材于《元十三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其修纂方法多是对原材料的直接摘抄，不作认真的熔铸和润色，而且仓促成就，讹误脱漏百出。因此，不少人认为它是二十四史中编的最荒芜的一部。”但由于《元史》作者不对原始材料做任何改动，反而使原始材料的面貌得到较多的保存。所以，《元史》的可靠性和史料价值仍然较高，是其他史籍无法替代的。由于中国史书的编纂大部分都是由带有浓厚的儒家思想的儒士完成的，所以中国的史书大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儒家思想。这就决定了《元史》与《蒙古秘史》、《史集》在记载成吉思汗的主要事迹时有许多不同之处，而这些不同之处恰恰体现出了儒家文化的特点。

在《蒙古秘史》和《史集》里面，虽对这个“一代枭雄”的征伐战争大加颂扬，但对他那野蛮行为却丝毫不加隐瞒，都真实地记录了下来。令人惊奇的是，在儒家文化的环境里面，关于成吉思汗的残暴行为的史料被过滤掉了许多。所以在儒家的官方记载中，成吉思汗已不再是一个草原英雄，甚至已不再是一个世俗的人了，他已承担着“敬天法祖”的功能，成为了一个“道统”承担者。 在《史集》和《蒙古秘史》中，成吉思汗通过一系列的征战，迫使其他小的部落向他臣服，而在《元史》里，则成了“时帝功德日盛，泰赤乌诸部多苦其主非法，见帝宽仁，时赐以裘马，心悦之。若赤老温，若哲别，若失力哥也不于诸人，若朵郎吉，若札刺儿，若忙兀诸部，皆慕义来降。”在这里，成吉思汗不是靠武力征服各部落，而是靠其“仁义道德”和“雄才大略”。 儒家文化一直都很强调“文以载道”，“从道不从君”，“道统高于皇统”，将道德意识无限扩张，最终将其他各种文化表现，统统变为服务于道德和表达道德的工具。《元史》也不例外，它在《成吉思汗本纪》里就要借助成吉思汗的英雄形象，阐发一定的道德教育功能。 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总是千方百计寻找一个合法性的东西来支撑它的统治，这个合法性的东西来源于儒家知识分子对它的解释。而在儒家文化里面，道统是中国古代儒家知识分子的最高目标，强调“道统独立于政统”，同时它也是儒家文化的立身之本。由于道统独立于政统，所以，身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者的知识分子为了给元朝一个合法性的地位，同时也为了借助于成吉思汗这个开国皇帝的英雄形象教育以后的皇帝要做一个“开明圣君”，就本着“从道不从君”的原则，将成吉思汗儒家化。同时在儒家文化里，统治者需要史家为其提供意识形态的神话，从而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一个神话的资源。 明朝虽然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但元朝在中国儒家文化里面毕竟是一个不能割裂的文化传统，因此生活在明朝的儒家知识分子为了给元朝的统治找到一个合法性的基础，在编史书的时候就要把元朝统治的合法性的来源梳理清楚，即使没有，也要“捏造”出来一个，因此儒家的史官就把元朝统治的合法性的来源落在了成吉思汗身上。在这个过程中史官就要把成吉思汗身上“草原英雄”的形象过滤得一干二净。经过处理后，成吉思汗就成了一个“圣君”。于是儒家文化赋予成吉思汗“敬天法祖”的功能也就实现了。

从对这三种文化里成吉思汗形象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政治权力的意识形态基础不一样，君王的形象也会因而不同。一个成吉思汗，还是三个成吉思汗？没有绝对客观的历史新知网，只有不同文化价值诠释下的历史新知网文本。 来源：华商报( 网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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