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令状下的官员态度

春节前后，全国各省市“两会”密集召开，面对外界的期待与质疑，一些官员频频撂出“狠话”，纷纷立下“军令状”。

如河北省长张庆伟宣称“钢铁产能新增一吨就地免职”；北京市长王安顺称治不好空气污染“提头来见”；南昌市委书记王文涛面对城建乱象，保证“我会干掉它”……口气越来越大，江湖味儿也越来越浓。

立“军令状”有传统

廉政瞭望记者梳理发现，立“军令状”，并非近两年才出现的新生事物。

过去“军令状”更多被当成面向公众的政治动员。中央曾经发出“彻底消灭血吸虫”、“向四害开战”、“让黄河水变清”等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各项卫生运动，起到了一定成效。

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如今“军令状”的内涵逐渐转变，成了官员自我施压，体现其担当的证明。

早在2010年，河南洛阳10名新任县级正职党政领导干部，在报纸上公布了自己未来几年的工作目标，并请全社会监督。宣称如果完不成目标，承诺自动辞职或退回原级。当时媒体评论称，领导干部有压力，工作起来才更有动力”。

官员立下“军令状”，意味着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这样的压力也会逐级传导。

1998年8月，朱镕基在谈到外贸出口的严峻形势时，当众点了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的名。他说：“今年的出口额度必须完成，这是立了军令状的，但外经贸部部长却说要量力而行……”

不过，“军令状”虽历来有之，可不一定总经得起推敲。有的为了急于立功，谋取政绩，这被戏称“只讲态度，不讲科学”。

江苏淮安市公安局的“军令状”就被广泛质疑。为了抓捕逃犯，该局进行内部“公开竞标”：民警中标后，要向局里交纳1000元保证金，签下一个月内缉凶的“军令状”。成功的，不但有5000元奖励，还将有相应的升迁等激励；不成功的，将扣罚保证金。

靠“军令状”破案，跟一度“命案必破”的逻辑一样，将长官意志凌驾于客观现实之上。抓捕嫌犯的过程受制于法律程序、事件的偶然性，这些都不是主观意志能变的。无视规律，立再多“军令状”也难见效。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有一种说法是，领导决心下得越大，说明外界的关注度越高，也说明形势已经十分严峻。

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各地立下的“军令状”多与经济增长、地产调控与环境保护相关。这些都是显性问题，也直接作用于国计民生。官员自然需要给百姓喂下一颗“定心丸”。

湖南省永顺县2013年招商引资吃了“鸭蛋”，被党代表质问。县委副书记脸上有些挂不住，当场起立表态，称“今年交给我的任务保证完成。”

事实上，敢立“军令状”的事情，或多或少都有一定解决手段。

面对屡禁不绝的地沟油问题，深圳市城管局局长蒙敬杭在2012年发出任期内坚决消灭深圳地沟油的豪言。而他的底气在于，该市当年正准备修改完善《市餐厨垃圾管理暂行办法》，并建立餐厨垃圾行政许可制度，还计划在每个区都建起一座餐厨垃圾处理厂。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习近平在去年听取河北省官员工作汇报时就说过，无论班子整改还是个人整改，都要严明责任，加强监督，确保兑现承诺，立了“军令状”就要看结果。

“违约”问责多未兑现

史上最著名的一张“军令状”出现在《三国演义》中。马谡主动请缨镇守街亭，与诸葛亮“签约”，后来街亭失守，依律必须杀头。诸葛亮最终还是“挥泪”斩了马谡。

不过，如果只立目标，不追后果，承诺很可能就只是“空头支票”。

三国也有实例。赤壁一战，关云长立下“军令状”，却在华容道放走曹操，就被网开一面。

在现实中，许多官员的结局是关羽而非马谡。

前些年西安地铁建设事故频发，酿出多起伤亡惨剧，该市地铁办与参建单位、监理机构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施工单位还被要求缴纳300万安全生产保证金。然而，“签约”过后，安全事故依旧高发。

又如去年初，数十城市均与国务院签订房价调控目标责任书，但结果却并不如意。面对舆论质询，多地政府绝口不提“违约”情况，不久后，又开始立新一年的“军令状”了。

当媒体翻出当初的白纸黑字时，却大跌眼镜。这些“军令状”中，并未说明完不成调控目标，会受到哪些处罚。有人不禁感叹，被政府的精明给“摆了一道”。惩罚条款和问责的缺失，也损害了政府公信力及形象。

不过，现实政治生态下，那些敢于“立军令状”的官员还是应被点赞。毕竟相对于森严官腔，“军令状”可以更直接体现出官员态度、传播官方声音，让民众更快了解行政问责的逻辑。

再想想去年中国足协中层竞聘，14人争相上岗，却无一敢提明确的工作指标。即使足协主席蔡振华也不是胸有成竹，反而叹言“走上不归路”。两相对照，别有一番滋味。（记者 曾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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