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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发展何必押宝副中心

发布时间:2021-01-21 15:15:54 阅读: 来源:三通厂家

区域经济发展 何必押宝“副中心”

在中国的版图上,散落着众多在1949年之后曾经做过省会的城市。后来,农民战争思维模式主导经济建设,铁路枢纽被认为是政治中枢,行政区划多次调整,一些省会就被火车拉到了新的地方。那些老省会城市几乎都先后陷入了沉默和静止。  那些因为行政区划调整而被“遗弃”的城市—如热河省会承德、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平原省会新乡以及做过省级行署中心的无锡、扬州、芜湖、泸州、南充等等—或许还能心平气和,毕竟做省级区域首府的时间短暂,历史在此偶尔交冲,只留下了一些可供揣摩的谈资。但是河南省的开封(明以后至1954年一直为河南省省会)、吉林省的吉林市(1912—1953年为吉林省会)、河北省的保定市(1935—1957年、1966—1967年两度成为河北省会)等等,既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又是本省传统的工商业中心,对于省会的迁徙,当地人至今还充满遗憾,满腹狐疑。看着那些地位原来不如自己的城市风光无限,这些老贵族难免忧伤不已。

保定人会说,石家庄?那里除了特产扒鸡,还有什么?旅游时只能到华北烈士陵园和白求恩纪念馆;而地下被层层黄河泥沙埋着两个国都的开封,他们的百姓谈起郑州,也多是一副不屑的神态,因为郑州的基本面一度乏善可陈。但是,在我们的评价体系中,城市的首位度首先考虑的是其行政地位的高下,而不是根据资源与环境的协调程度,那么,省城就一定是本省地位最高的城市。而省会城市将意味着一系列的特权。  没有做过省会的城市不可能理解开封保定们的失落。因为,不做省会,就意味着自己无论历史上多么显赫,都将屈尊于新省会之下。不做省会,不仅在重点建设资金的安排上得不到中央政府更多眷顾,即便现在的高速列车也大多到站不停,呼啸而过,把这些不做老大已经太久的老城市远远甩在身后。当国家规划布局因此调整,它们的区域影响力必然受到严重削弱。  在很长的时期内,我们对城市化的理解简单到粗陋肤浅,走的是一条建制型城市化的道路。城市只作为政治中心和工业基地来发展。城市层次越高人口越多,人口越多就越要扩张,盲目强调城市就业功能和市区人口聚集功能,以至于现在众多省会城市面孔惊人得相似。由此看,“北京病”从来不只属于北京。  至今我们仍把省会城市称为国家区域中心城市,把行政管辖的概念混同于经济概念。其实许多省会城市根本不具备成为国家区域中心城市的条件,有些省会城市甚至只是一个以广大农村为主体的区域行政区。而有些非省会城市倒通过城市定位的调整,影响力日增,已经开始挑战省会城市的首位度。如苏州之于南京,青岛之于济南,大连之于沈阳,宁波之于杭州,厦门之于福州。但是这些新兴中心城市的发展,除了得益于良好的工业基础和得天独厚的地缘因素,更有赖于“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等名目下的政策与资金支持。就是说,它们的兴起仍没有脱离中国传统城市发展的老套路。  为什么所谓中心城市一定要是综合经济中心呢?为什么中心城市一定要看人口概念呢?阿姆斯特丹只是一个海港城市,但却是跨西欧和北欧的中心城市;法兰克福只有不足70万人,按人口算在德国也只是中小城市,但其影响力却不输给任何大城市。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发展思路,只知道集中、集中、再集中,在大而全、小而全的不归路上绝尘而去。  什么是区域发展思路?说白了,就是一种对我们一直奉行的建制型城市化思路的反动。  我们一直认为,应该放弃将省会城市作为省内综合性和单一中心的发展建设思路。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则用“建立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这一指导思想支持了我们的建议。统筹制定实施城市群规划,明确各城市的功能定位和分工,可以避免条块分割、资源浪费、产业结构趋同等种种弊病。如此,至少在省内城市群中,省会城市应率先进行职能分离和转移,根据规划确立密切联系区域和辐射影响区域,给省内其他城市留出发展空间,彼此进行优化配置,这比起省会城市居高临下指责其他省内城市搞重复建设更有说服力。在一个省的范围内,省会城市本应该强化自己的行政文化职能。或者说,省会一开始就不应该跟着火车和工厂乱跑。   而在一个更大的区域发展格局中,曾经的直隶省会、河北省会保定又迎来了一次机会。随着京津冀一体化议题急剧升温,在媒体的语境里,保定甚至已经不满足于做什么省会了,而是想趁机上位,成为这个国家的“副都”(首都北京的行政副中心).  保定的心气很高,我们乐见其成。但是保定的执政者应该弄清楚一个问题:即便最终写进规划,是不是就成为“副中心”了?如果真的成了“副中心”,除了房价飙升,保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不是就一定会扶摇直上?  我们不妨从事物的另一面去想一想。对于这些曾经的老省会而言,不做省会也许是一件好事。在辽宁,最有活力的城市是营口。在浙江,宁波、温州则成为中国最有活力的城市。一度是苏南行署中心(省级)的无锡,现在心态平和,百姓与政府的日子都相对宽裕。这些过去的非主流城市,因为政府力量的边缘化,因为国有资本力量的微薄,反而成为更富有创造力的城市。为什么同样处于“体制外”的开封、保定、吉林却做不到这一点?区域经济竞争并不必然是此消彼长,因为区域发展中有一些资源并非绝对稀缺—比如管理制度,并不以其他区域在管理制度上的倒退为条件。不做省会,本来正是一次机会,因为它们的结构变迁、制度创新会减少很多阻力。对于这些地方,只有在所有制结构的变化阶段,才会产生经济活力。   深圳是一个另类。但深圳可以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常住人口多而流动人口少,必定不是中心城市;常住人口少而流动人口多,则会有很高的中心度。需要看到这一点的,不仅仅是保定,不仅仅是那些落寞甚久又春情萌动的老省会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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