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上600多个皇帝为何有近一半死于非命

发布时间：2020-12-29 09:06:05 阅读：次来源：三通厂家

古代史上600多个皇帝为何有近一半死于非命？

当上皇帝就得少活10年

中国过去有句话叫“打天下，坐天下”，有人总结过，说中国历史从秦始皇之后，几千年来只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争着做皇帝，第二件事是研究如何保住这个皇位。

坐天下这个滋味到底怎样?这是我这本书中要探讨的内容。

在这本书的第一章，我统计了一下：中国那么多皇帝，平均寿命只有39.2岁。

确实，古代中国人平均寿命都不长，也就是30多岁，但不要忘了，这个平均寿命里包括了好多刚出生就死亡的婴儿，那时婴儿死亡率很高，但早殇的婴儿是不可能当上皇帝的，除去这个因素，实际上人均寿命应该是50岁以上。

换言之，当皇帝则人均寿命会比普通人少活10来年。

皇帝为什么易得精神病

为什么呢?因为当皇帝不容易。

如果把偏安的小王朝的皇帝也都算进去，中国历史上大致出过600多个皇帝，其中44%的人死于非命，这个比例也很高。在皇帝阶层中，患有精神疾病、心理严重不健康的，比例非常高，大概有一半以上。

比如明朝的万历皇帝，20年不上朝，为什么?我认为他有严重的抑郁症，遇到问题就选择逃避、拖延，这显然是心理疾病的一种表现。除此之外，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有精神病、精神分裂症的皇帝也非常多。

传统社会几乎每个男人都梦想当皇帝，但实际上，当了皇帝之后就会发现皇帝很不幸福。因为手中权力太大，几乎是全人类统治者中最大的。清代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惊讶地发现，康熙皇帝下一道《迁海令》，沿海30里内所有人都得往内地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家园。这种巨大的权力在不同社会中，特别是在公元后的社会中是很难想象的。

古代国家是皇帝的宴席

在古代中国，整个国家就是为皇帝而存在的，而不是皇帝为了国家而存在。整个国家就是皇帝的一道宴席，各级官员是负责上菜的服务员，老百姓就是端上去的一道道菜。

当皇帝当然是很享受的事情，但为了保住如此巨大的利益，皇帝在皇位上坐得都不安稳，他们绞尽脑汁，发展、完善专制制度，如何让一家一姓的利益保持永久，这是历代皇帝都在焦虑的问题。而且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帝国，需要非常强健的精神力量，可除了开国之君，大部分皇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他们的精神力量往往是比较孱弱的，这就注定了他们的一生不幸。

我在这本书当中挑了有特点的几个人，像王莽、隋炀帝、明武宗、朱元璋、嘉庆皇帝、光绪皇帝等，通过这些个例进行分析，希望能揭示出中国传统政治与人性的关系。

物价上涨撼动了统治基础

这本书开篇第一章就是讲嘉庆皇帝，写这篇文章，主要想表达中国历史上的制度性腐败。而要治理这个腐败，要从制度建设出发，才能治本。否则不论采取多么激烈的手段，或者多么出奇的办法，都起不到根本作用。

嘉庆皇帝反腐为什么失败?他上台后抓了和珅，做得有声有色，可后来却出现了“嘉庆中衰”，因为他没能把反腐进行到底。这不是说他抓了一段贪官后就不抓了，而是他只靠抓贪官这种方式来反腐，没有反思到腐败背后的制度问题。

嘉庆面对的是怎么样一个制度性腐败?这里涉及清朝财政制度的演变。康乾盛世后，人口从一亿多增长到3亿多，物价也增长了3倍，因为清代随着海外贸易增多，美洲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前后100多年，推动了物价上涨。

嘉庆错过了历史机遇

这意味着，官员的生活支出、衙门的经费支出也需要同步增长3倍才行。但清代康熙皇帝制定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为什么要制定这么个政策?因为清代认为明朝灭亡原因，就是因为对百姓剥削过重。所以康熙一刀切，把后世子孙限制死，永远不许给老百姓增加税收。

想法当然是非常好，但这就导致清代财政制度的僵化。国家财政支出只能满足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之二得官员自己找辙。怎么找呢?还是向老百姓摊派。国家正税不允许增加，各地官员便想各种办法来收费，后来这方面的收入远超国家正税，而在表面上，这是国家所不允许的，官员们只好偷偷摸摸地搞。

嘉庆皇帝也想从根上治理这种腐败，可他突破不了康熙的永不加赋的原则，他本来可以通过发展工商业来提高税收，让国家财政运转变得正常起来、顺畅起来。但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嘉庆显示出来他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的不合格，因为他的观念、学养、视野导致他的头脑过于僵化，他写了好多文章教育官员不要贪腐，也杀一些贪官，树了清官的典型，这些方法在一定范围内是有效的，但在嘉庆时代已起不到什么用了。

乾隆晚年带头腐败

乾隆四十多年时，朝鲜使臣有一个记载，说当时大清王朝已经是无官不贪了，每件事都明码标价，而此前官场非常的清明，从清明转向严重腐败，也就10年时间。

为什么如此短暂时间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这反映出传统政治的一个规律，就是一个王朝的面貌与皇帝个人精神面貌之间有直接联系。乾隆四十年后，乾隆已年过古稀，精力不济，从早期勤政转为晚年的懈怠。

乾隆早年非常勤政，每天四五点钟起床，等大臣们上朝，往往是他等了一两个小时，大臣们还没到齐。而他晚年就不一样，在谕旨中经常指责大臣给他上的奏章叙述某件事情太详细、太啰嗦。

此外，乾隆本人带头腐败。皇权专制就是把天下的好处都归于皇帝一人,这不是我说的话，是黄宗羲说的话。西方思想家孟德斯鸠也说过，专制制度为什么最终不能避免腐化，因为制度本身就是腐化的、不合理的。

乾隆晚年觉得来日无多，所以大肆收受供品，各级官员的供品都价值连城，而他们收入又低，靠工资根本买不起，只能向下摊派。所以乾隆晚年腐败无孔不入，到后来，仅靠杀和珅，杀几个著名的贪官，再把各省官员换一遍，也止不住了，如果多从制度层面思考，有可能挽回局面，可惜嘉庆皇帝没有这个眼光。

清朝总督工资不够花

嘉庆年间制度性腐败有多突出?朝廷二品大员想进京时，竟然拿不起200两的路费。因为明朝和清朝俸禄制度非常有意思，都是薄俸制，或者低薪制。雍正皇帝搞了一项著名改革，叫“养廉银”制度，就非常明智。

清朝官员收入不合理达到什么程度?总督年俸禄才155两白银，大致相当于今天三万多元人民币，乍一看挺高，但总督不光要照顾自己一家生活，还要照顾整个家族，官人上任要带300多人，其中包括家人、仆役和师爷，师爷相当于后来的秘书，这些人的工资都得总督出。

总督需不停地跟皇帝交流信息，每年奏折往返也要花掉一大笔钱，边远省份运费就得四五千两白银，可这个钱皇帝也不管，得总督自己想辙。

各种花费到一起，一个总督每年至少要花两万两白银，可皇帝只给155两，剩下的怎么办?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手里有权力，就靠这个权力向下属勒索和克扣，下属为了讨好总督也找机会给他送礼，这样就形成了“陋规”。清朝的腐败很清楚，就是制度性的腐败，只有财政角度理顺，才有可能根治。

乾隆皇帝留下的历史教训

乾隆晚年实际上并不是没有人向他指出问题，比如有个叫尹壮图的内阁学士，曾上奏折，认为各地财政已濒临崩溃，到处都是亏空。

乾隆看到奏折之后非常生气，因为尹壮图说，天底下的粮仓都是空的，只是在上面架了木板，铺了一点粮食，下面根本没有存粮。乾隆皇帝跟他打一个赌，说：我派你去检查全国各省的仓库，我跟你打个赌，看咱们大清的仓库到底是满的还是空的。如果调查结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向你赔礼道歉，我承认我这50多年的统治彻底失败了，如果天底下仓库都是满的，你也要杀头谢罪。

尹壮图说：那行，您派我到各地暗访，很快能把真相查出来。但乾隆说不能搞暗访，要明访，暗访表明你对人家不信任。你要检查哪个省，提前15天通知。

结果尹壮图第一站到山西大同，仓库里粮食满得冒了尖，他明白了，自己原来是一个很笨的官员，忙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说我承认您的统治是光荣、正确的，是没有任何缺点和错误的，我向您认输。

就这样，乾隆在晚年放过了一次能让自己清醒面对现实的机会。

这说明，人治的力量是有限的，任何人不管他曾经多么英明、多么伟大，在皇位上待了足够年份后都会变得非常愚蠢。这是中国皇位的神奇魔力。人治最终是不靠谱的，这是乾隆皇帝给我们留下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