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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朝为何走向衰亡党锢之祸加速了汉朝灭亡吗

发布时间:2020-02-27 10:43:09 阅读: 来源:三通厂家

大汉朝为何走向衰亡?党锢之祸加速了汉朝灭亡吗

司马光说:“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东汉的风化之美,尽皆集中在名士的身上。下面,我们来说一说东汉的名士风采。

东汉桓帝延熹年八年(公元165年),发生了 “党锢之祸”。

祸事的的缘由是:河南有一个名叫张成的方士,素来结交宦官,他从宦官的嘴里那里得知,朝廷不日就要大赦天下犯人,于是装模作样地看风望气,声称自己已占卜出日内就要大赦天下了。为了彰显自己未卜先知的高明和不凡,他鼓动大家去打劫犯罪,说就算杀了人也没事的,皇上大赦天下,很快就会获释的。他甚至直接命令儿子去杀个人来玩。司隶校尉李膺就是个正直的名士,听说了此事,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命人将张成的儿子逮捕归案。可是,还来不及处理,大赦的诏书真的颁布了。

按理说,诏书已经颁布,王命不可违,就该放手此事了。可是,李膺一想到张成那无耻狡黠的嘴脸,气就不打一处来,杀人放火,天理难容!他以一己之力向邪恶势力挑战,以还世道清白,宣布把张成的儿子处死。

儿子被杀,张成岂肯善罢甘休?!他迅速找到了大宦官侯览,张让等人,让他们替自己出个主意。张让就给张成支了个招,要他控告李膺结党,“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当政的桓帝不问是非,将李膺等人关入北寺狱。除了李膺之外,还把杜密、范滂和陈寔等被划为“党人”的二百多人被捕下狱。

杜密,字周甫,东汉颍川阳城(今郑州登封)人,与名士李膺齐名,时称“李杜”,太学生誉其为“天下良辅杜周甫”。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今河南漯河市召陵区)人。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举孝廉,曾任清诏使、光禄勋主事。

冀州饥荒,盗贼群起,范滂奉命按察,他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到了冀州境,守令自知藏污,望风解印绶去。这次被捕,到了监狱,狱吏对他说:“凡是获罪系狱的人犯,都要祭拜皋陶。”范滂正色回答说:“皋陶是古代的正直大臣,如果他知道我范滂没有犯罪,将会代我向天帝申诉,如果我犯了罪,祭祀他又有什么裨益?”他这样一说,其他的囚犯全都不祭祀了。

陈寔,字仲弓,颍川许昌(今河南许昌长葛市古桥乡陈故村)人,曾任太丘长,故号太丘,后人称之陈太丘。他的六个儿子都很贤德,也很有名望,尤其是长子陈纪、四子陈谌,品德难分高下,陈寔因此赞:“元方难为弟,季方难为兄!”(陈纪字元方,陈谌字季方,成语“难兄难弟”即出于此,本意是说兄弟皆佳,无可挑剔,并驾齐驱。)陈寔和这两个儿子并著高名,时号“三君”,又与同邑钟皓、荀淑、韩韶等以清高有德行闻名于世,合称为“颍川四长”。这时他只是个太学生,因为有名望,也被划为党人,有人劝他逃走。陈寔平静地回答说:“我不能逃了,我逃了,大家的胆气就不那么足了。”说完,就收拾衣物,从容上京投案。

这事件,被称为第一次“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持续十个月,没有党人被处死。倒是党人岑暖在逃亡中,杀死了汉桓帝宠爱的张美人全家二百多口泄愤。会稽郡人杨乔容仪伟丽,多次上书奏陈朝廷政事,桓帝喜爱他的才貌,打算把公主嫁给他为妻,杨乔坚决推辞。桓帝不许,杨乔闭口绝食,七日而死。

延熹十年(公元167年)6月,汉桓帝大赦,释放了党人,但将他们的名字造册登记,分送太尉、司徒、司空三府,终身不许再出来做官。

党人出狱,也就分头回乡。范滂回汝南,路过南阳,“南阳士大夫迎之者,车数千两”。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的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即一个名叫张俭的山阳(今山东邹城)郡督邮看不惯大宦官侯览的家属在山阳作恶,上书以予弹劾,和大宦官侯览结下了私仇。

过了三年,即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侯览为了报复张俭,就指使人上书诬陷张俭,说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结党,分别立号,其本人名列“八极”,伙同其他的“八俊”、“八顾”,共同搞阴谋诡计,“图危社稷。”从而发起了第二次党锢之祸。

天下各州各郡动荡不安。被通缉的张俭困迫遁走,望门投止,沿路看到有人家就去投宿。天下人家,莫不重其名行,冒着家破人亡的牵连大罪保护他、收容他。有人得到党祸的消息,急告李膺:“祸变已至,请速逃亡!”李膺坦然说:“遇事不怕危难,有罪不避刑罚,乃忠臣气节。我年已六十,死生由命,岂能一走了之?”不但不逃,反而自动奔赴诏狱,被拷打至死。他的妻子徙边,门生故吏,并被禁锢。

侍御史蜀郡人景毅的儿子景顾是李膺的学生,因为在名籍上没有写他的名字,没有受到处罚。但他毫无侥幸之色,反而大发感慨地说:“我本来就认为李膺是一代贤才,所以才送儿子到他门下学习,岂可以因为名籍上脱漏而苟且偷安?”自己上书检举自己,免职回家。杜密自感免不了一死,慨然自杀。

汝南郡的督邮吴导奉命到征羌(今河南郾城)捉拿范滂。到了征羌的驿舍里,他没有直接去捉范滂,而是关上门,抱着诏书呜咽哭泣。驿舍的工作人员听到哭声,莫名其妙,不知是怎么回事。消息传到范滂耳中,范滂大叫道:“吴督邮一定是不忍心抓我才躲起来哭泣的。”

怎么办?

范滂不假思索,简单收拾了一下衣物,径直前往县衙投案。县令郭揖也是个正直之士,见范滂来了,大惊失色,解下印绶,打算和范滂一块逃走。他对范滂说:“天下这么大,何处不可安身?你怎么甘心就狱?”范滂感激地对郭揖说:“范滂只有一死才能免除身边的人不受牵连,万万不能连累到你,何况,我母亲已经老了,我若逃走,不是连累她吗?”郭揖没有办法,只好把范滂收在监狱里,派人通知范滂的老母亲和他的儿子来跟范滂诀别。范母带着孙儿来了。范滂向母亲拜辞说:“我死了,弟弟同样会孝敬您的。您不要过分伤心,就当儿子是得病身亡罢了!”周围的人听了,无不落泪。范母却说:“你能和李膺、杜密齐名,死有何恨?要有好名声,又要得高寿,天下是不会有这样的好事的!”

范滂跪着听母亲说完,起身嘱咐自己的儿子说:“我要叫你做坏事吧,可是坏事毕竟是不该做的;我要叫你做好事吧,可是我一生都没做有坏事,却落得这步田地。”一句话没说完,不由得放声大哭,挥手让儿子扶着老太太回去。即日,范滂跟随吴导上京,同样被拷掠死在狱中。

像李膺、范滂这样被杀的一共有一百多人。死了一批,又牵连出一批。他们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相继下狱,被囚禁起来的,有六、七百人。这还远没有结束,不久,又太学生一千多人被拘捕。另外,凡有替这些人说话的,也一律受到了严惩。有一些在海内有声望的,或者跟宦官有一点怨仇的,也都被宦官诬指为党人,遭到逮捕,不是被杀,就是充军,至少也是禁锢终身。

护匈奴中郎将张奂,是朝廷倚重的边将,也以党人自居,直接跑到监狱自首,最终被罢官回家,禁锢终生。度辽将军皇甫规认为自己是西州的英雄豪杰,而被牵连逮捕入狱的都是天下知名的贤才,就以没被捕入狱为耻,愤然上书说:“臣以前曾推荐过大司农张奂,是附党人。另外,臣也曾被太学生张凤等人上书所讼,是为党人所附。快来捉我入狱吧。”不过因为他的威名太盛,此事不了了之。

郎官谢弼上奏章为党人鸣冤,却很快被下到狱中。永昌太守曹鸾上书要求赦免党人,竟被曹节乱棍打死……

种种迫害,一直延续到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才停止。而经过这场浩劫,天下儒生几乎被清洗一空。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中,贤能忠义进步势力遭到彻底摧毁,宦官专权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历史上普遍观点认为:党锢之祸已经严重损伤了东汉王朝的根本,所谓“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朝廷内清正的官员基本被杀害殆尽,宦官为所欲为,鱼肉百姓,最终天怒人怨,酿成黄巾之乱,为汉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伏笔。

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是的,李膺、范滂等党人忧国忧民,冒死直谏,怒斥奸邪,埋头苦干,拚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堪称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虽然被打压,被杀害,但他们不畏强暴,敢于冒死直谏,怒斥奸邪的精神却永远激励着后人。

近代伟大的维新志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变法败后,写就一首题壁诗,诗云: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诗句雄壮激越,同时也不乏对东汉名士的敬仰与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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